编者: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经费的投入,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可是我们该如何检验教育投资的价值呢？教育投资的检验不是营养餐、入学率、就业率等等,而应该放到更大的角度去考察教育投资的价值,以此教育投资才会有真正的价值,那么什么是教育投资最终的检验标准呢？詹文明在《已经发生的未来》的导读部分有一段文字说的好,现摘录如下。

　　德鲁克指出:“个人的才能、知识和责任必须是教育的目标,人类的理念和准则是其真正的衡量标准。教育成为可控制的投资方式只会加强这种优先性和价值观。教育由费用向投资的转变意味着对其功能、需求和贡献进行经济学上的分析是恰当的。然而,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种费用,那么经济分析往往暗含着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太多了吗？而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那么经济分析往往问道:难道这就够了吗？”

　　当然,教育也不全然都会有很好的回报,如果我们不能使一位知识员工成为一个更重要、更杰出或更有奉献精神的人——即一个更有创造性的人,如果这种教育没有将其能力转化为贡献,那么,我们就担负不起教育的费用,也担负不起任何形式的教育。

　　不能接受成长教育的人绝不是因为年龄大的缘故,而是因为经验,尤其是成功的经验,往往导致了拒绝成长受教育的机会,实在可惜!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制造名师,而是要让学生学到什么,这才是重要的。当然名师也需要,只是教育不是单靠名师个人魅力来衡量,而是要验收成果,如果缺乏成果,再好的名师也是枉然。教育不是要发掘受教育者的短处,发现他不能做什么,而是要认真思考他的长处,发现他究竟能做什么,更甚者,要针对其长处给予激发,令其长处得到最大发挥,这才是教育投资最终的检验标准。

　　因为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投资,对教育的财政支持也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相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教育经费将越来越多,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会持续上升,甚至很可能超过国防预算,就像日本一样。同时,适龄入学与成人教育的人数也会暴增,教师的薪酬也会相对提升,学校硬件和软件设备也会愈来愈现代化。

　　拥有最多数量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要算美国了。这除了因为它的教育革命,还因为它足够开放。像父亲是肯尼亚人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在奥地利出生的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这在美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2004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管理学院的一个座谈会上,与学生分享成功的秘诀、道德伦理、经营管理、家庭观和金钱观。他们两位的坦率、幽默、风趣与精辟见解激发出对于人生的智慧火花。他们被问到新时期所面对的众多议题,例如什么是最重要或最大的挑战？身为未来领导者的我们该怎么做？怎样才能确定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比尔·盖茨回答道:“我认为不论在哪个国家,公平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如果太缺乏公平,那社会就会分裂。所以我认为真的需要重新对公平做出承诺,而这是我们目前所没有做的。”

　　沃伦·巴菲特接着说:“在两百年前,同样的才华不会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一生都是非常幸运的。可很多人没这么幸运。我认为我们得更加努力,像比尔夫妇在全世界赠送小儿麻痹疫苗给患儿那样,让人们得到我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以及做其他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这些是新时期该努力的。”

　　学校必须树立普遍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典型,它必须根据一个理想的社会来进行教育。它的教育政策、课程设计、教育架构和教学方法往往表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它想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生活而学习。学校是为社会而教育。就像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与教师圣·波拿文都拉在700多年前所说:“每一种知识和每一门学问都来自对终极真理的认知和热爱,并最终回到终极真理。”

　　一旦能意识到这一点,传统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争议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我们既要一个实用性的、学以致用的通识教育,又要一个能够促进个人成长和心智开放的专业教育。两者达到均衡发展,这正是通往真理的途径。

　　从实践中学习,也在学习中实践。德鲁克指出:“我们的大学都教授音乐史和艺术欣赏,但鲜有学校教授小提琴和绘画。尽管都在说从实践中学习,但这种工作原则并不被我们的大学教师认为是合适的或是值得尊重的。在今天的知识型社会中,知识分子需要一些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知识——即来自手工艺的考验。”

　　德鲁克引用一位年迈的老师的话说:“当你在钢琴边坐下来时,就不要再找任何借口——你要么弹得很出色,要么弹得很糟糕。你和最伟大的钢琴家在做一样的指法运动,尽管你绝不会像莫扎特弹得那样出色,却没有托辞可以说明你为什么不能像莫扎特那样去弹。”

　　为此,教育是一个整体,就如同人体结构一般。教育既需要人文科学、自然学科、艺术、音乐、体育、家政与生活伦理,也需要有效的通识教育和理解整体与技术的专业教育。

　　德鲁克宏观而独到地建议说:“学习英国公立学校强调个性和责任的精神,避免其具有阶级优越感的倾向;学习欧洲大陆的学校重视知识和工作的精神,避免其琐碎的倾向和知识分子高傲的倾向;学习美国公立学校强调公民责任、个人主动和高度合作的精神,避免其调整和感伤的倾向。”

　　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但若不教育恐怕也万万不能,因而教育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为此,教育必须培育有责任感的公民,它必须使人乐于自我控制,并且勇于为自己的行为和社会的价值承担起积极的重大责任。

　　社会必须要求知识分子将教育视作一项责任,而非一种权利,越是接受高等教育者,其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社会更必须要求知识员工做出承诺和贡献,秉持“我能贡献什么”之态度,而非“我能得到什么”。为此,教育并非意味着赋予个人受教育的特权,而是意味着一项十足的责任。衡量一个人并不是通过其享有的特权来判断,而必须看其做出的贡献大小。

　　在知识社会中,教育必须为美德而进行,其目标必须是创造一种对美德的向往。对于什么是成功和失败,什么是目的和成就,教育必须有一个崇高而纯粹的理想。为了中国的传统美德,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知识员工必须扮演何种角色？身为领导者的各界领袖如何共同为创造一个“公义、公正、怜悯、温暖”的社会而努力,这或许正是德鲁克的罕见洞察力在这个国家的应用。

　　本文摘自德鲁克《已经发生的未来》导读部分,导读由詹文明撰写。

　　极视智库专家詹文明:

　　师从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亲获大师指导,从1992年起担任彼得•德鲁克“高阶管理课程”:《全方位经理人——经理人与组织》、《有效的经营者》教授,是资深的德鲁克管理研究实务专家及其管理哲学思想权威代言人。

　　詹顾问累积三十年实务经验,二十余年的德鲁克管理专精研究与实证,在亚洲地区特别是台湾及大陆两地有十余年的教授实践经验。担任过杰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深获日本TDK高度肯定,彼得•德鲁克“高阶管理课程”教授,远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地区董事 CEO首席顾问。

　　詹文明著作有《管理未来:卓有成效的德鲁克》、《德鲁克谈企业管理》、《德鲁克谈自我管理》、《德鲁克黄金笔记》以及德鲁克管理思想漫画丛书“杜老师系列”等。